1981年5月1日，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因病逝世，中央原本打算在举行过追悼会之后，将杜聿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可是妻子曹秀清却拦着他们，十分悲痛的乞求道：“等等，再等一等……”看着曹秀清痛不欲生的模样，中央只好将杜聿明的葬礼一推再退，这一停就是半个多月时间。
1949年淮海战役中，杜聿明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在风雪交加的陈官庄沦为解放军的阶下囚。当时的蒋介石是怎么对待这位替他卖命到最后乃至全军覆没的心腹爱将的？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际，下达了一道冰冷的手谕，将曹秀清一家老小八口人，作为“人质”半哄半骗地弄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国民党当局立刻翻脸不认人。他们深知杜聿明在北京还活着，却对曹秀清撒谎说杜聿明已经被“杀身成仁”。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位曾经的抗日名将家属，在台湾竟然沦落到要靠在烟草专卖局做收发员来糊口。一家八口挤在破旧的平房里，连孩子们的学费都成了天文数字。
这其中，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杜家长子杜致仁的悲剧。
1956年，杜致仁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学位，眼看就要毕业，却因为拿不出最后三千美元的学费面临辍学。走投无路的曹秀清，厚着脸皮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借款报告。大家想想，三千美元，对于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算得了什么？可蒋介石大笔一挥，只批了一千美元，还特意标注要“分期付款”。
当这张带着屈辱和冷血的支票寄到美国时，杜致仁彻底崩溃了。这位本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在绝望中吞下大量安眠药，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仅仅22岁的生命。长子的死，彻底击碎了曹秀清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丝幻想。她看透了这个政权的寡情与凉薄。
与台湾的冷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的如沐春风。
就在曹秀清在台湾受尽白眼的时候，作为头号战犯之一的杜聿明，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却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杜聿明刚被俘时，满身是病，严重的胃溃疡、肺结核，连路都走不稳。共产党人根本没有把他当成死敌来折腾，反倒是不惜重金，专门派人去香港、澳门为他采购昂贵的链霉素治病。管理所的医护人员对他悉心照料，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种胸襟和气度，让大半辈子都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斗中打滚的杜聿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到了1957年，局势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杜聿明的大女婿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下，冷落曹秀清多年的蒋介石突然变了脸。他立刻把曹秀清请到官邸，宋美龄甚至亲自为曹秀清点烟，极其热络地要求曹秀清去美国，利用岳母的身份把杨振宁拉拢到台湾去“为党国效劳”。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精，但他低估了一个母亲的清醒，也低估了共产党的人心感召力。
曹秀清顺水推舟去了美国，随后在杨振宁的周密安排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于1963年经由日内瓦转机，成功飞抵北京，与阔别14年的丈夫紧紧相拥。
这段历史对比实在太强烈了。大家看看后来国民党那些退守台湾的高级将领，下场究竟如何？白崇禧独死公馆，连死因都成了迷；孙立人兵权被夺，软禁了大半辈子，到死清白难还；陈立夫晚年潦倒期盼统一，活到101岁也没能看到两岸梦圆；甚至连吴国桢这样的干将，最后也只能赴美隔海对骂。飞鸟尽，良弓藏。国民党高层的相互倾轧和冷漠，让无数追随者寒透了心。
再看看留在大陆或者后来回归的将领。傅作义和平起义后担任水利部部长，鞠躬尽瘁；程潜受到礼遇有加；就连曾经是头号政敌的李宗仁，晚年回归大陆后也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妥善安置。两相对比，共产党赢的绝不仅仅是军事，赢的完完全全是人心和大势。
1981年5月，历史的无奈再次重演。
杜聿明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国家统一和远在台湾的儿女。他在遗嘱中深情呼吁台湾的同学亲友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他临终前甚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叮嘱妻子：“千万不要去台湾。”
杜聿明闭上了眼睛，但曹秀清的心却悬在了半空。中央对杜聿明的后事极为重视，特批进入八宝山。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第一时间从美国赶回。万事俱备，曹秀清却拦下了葬礼。
她每天守在电话旁，望着门口，期盼着台湾当局能网开一面，让杜致勇、杜致义、杜致廉这三个孩子回大陆尽一尽人子之责。这要求过分吗？天下最大的痛，莫过于阴阳相隔却不能见最后一面。曹秀清的请求合情合理，充满了最朴素的人伦底色。
半个多月过去了，台湾方面装聋作哑，那条浅浅的海峡，成了跨不过去的天堑。在那个两岸依然高度对立的年代，台湾当局的阻挠，彻底斩断了杜家儿女尽孝的可能。
眼看遗体不能再无限期存放，曹秀清的泪水流干了，心也彻底凉了。她终于颤抖着点了点头，同意举行追悼会。
1981年5月25日，杜聿明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哀乐低回，会场庄严肃穆。然而，在最前排的家属席上，那几个永远空着的座位，成了这场葬礼上最刺痛人心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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